周文：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背景下的城鄉融合發展研究

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是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也是推進新時代城鄉關系演變的現實背景。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快速城鎮化持續發展，積累的社會經濟問題日益顯現，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勢在必行；另一方面，從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到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已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標志。城鄉融合發展將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有效結合，是新時代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戰略目標和根本遵循。在此背景下，如何深刻闡釋城鄉融合發展的新型城鄉關系在新時代的歷史轉變，從理論和實踐層面有效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成為當前學術界的重大議題。作為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個研究領域的交叉問題，城鄉融合發展研究受到普遍重視。2021年，國內政治經濟學界圍繞城鄉融合發展展開了大量學術研究。這些研究可分為五個方面：第一，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論淵源與中國實踐；第二，城鄉融合發展的現實基礎；第三，城鄉融合發展面臨的主要障礙；第四，城鄉融合發展的對策選擇；第五，城鄉融合發展的量化與經驗研究。研究表明，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通過建立新型城鄉關系、提高城鄉融合水平、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來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深化農村改革，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城鎮化和鄉村振興之路，也是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環節。

面對19世紀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歷史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運用唯物史觀對資本主義城鄉關系進行深刻批判，對西方早期城鄉關系思想進行合理揚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著作中，形成了他們的城鄉融合思想，這一思想隨著時代變遷不斷演進。馬克思、恩格斯的城鄉融合思想及其現代演進，與我國城鄉關系的歷史變遷在邏輯上相互構建和結合。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城鄉關系經歷了城鄉分離、城鄉差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城鄉融合等不同發展階段，70余年城鄉關系的發展變化，是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中國化進程的體現。

王芳、賈秀飛認為城鄉分離—城鄉對立—城鄉差別—城鄉融合是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內在邏輯，分工是城鄉分離的根本原因，城鄉分離導致城鄉對立，城鄉對立和城鄉差別都隨著時間而流變并不斷縮小，最終實現城鄉融合。廢除私有制實現生產關系變革、在全國范圍內盡可能平衡地分布大工業和生產要素、重視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市的引領作用，是馬恩所主張的實現城鄉融合的主要路徑。以列斐伏爾、哈維、卡斯特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學者，繼承更新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提出了關于空間的生產批判分析，進一步延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城鄉融合思想。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城鄉關系的歷史變遷，與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及其動態演進之間實現了兩次互構，即我國城鄉關系從分離、差別、二元固化到融合發展，部分地踐行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城鄉融合思想，二者在理論與實踐層面實現了首次互構；作為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現代演變，空間的生產批判工具分析與中國城鄉關系新的發展進程產生了第二次互構。1范根平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本質在于構建“真正共同體”即“自由人聯合體”,馬恩認為城鄉關系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城鄉融合是城鄉關系發展的必然趨勢，要實現城鄉融合必須具備成熟的條件，大力發展生產力，創造城鄉融合的物質基礎，在此基礎上徹底消滅私有制和階級剝削，實現所有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城鄉關系的演變經歷了改革開放前的嚴重失衡、改革開放后的趨于改善，于二十一世紀邁向融合共進階段，開辟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融合發展新路子，從理論層面、價值層面和實踐層面創新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包含了城鄉融合的邏輯必然、本質內涵和實現條件，是創新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論淵源。面對新時代城鄉關系的新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新問題，研究者應汲取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的精華，加以發展創新，不斷完善中國特色城鄉融合道路。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城鄉關系、工農關系的實踐進程貫穿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主線，中國共產黨針對不同歷史時期黨的工作重心、國家戰略、社會階級的性質以及當時的城鄉經濟發展狀況，提出了具有不同歷史意義的城鄉發展主張，歷經百年流變，形成了豐富的城鄉經濟思想，在對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進行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基礎上，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道路。

劉守英、文愛平提出中國結構轉型分為三個階段：一是鄉土中國階段，二是城鄉中國階段，三是城市中國階段，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城鄉中國階段，這一階段中結構轉變最快、要素流動最活躍、城鄉關系變化最大，當前中國已經步入“城鄉中國”階段。十九大報告沒有繼續沿用城鄉統籌或城鄉一體化的概念，而是提出城鄉融合的新理念，這是對城鄉格局現狀和未來趨勢進行判斷后得出的結論，更強調城市和鄉村兩個板塊共生共榮、共同發展。中國城鄉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兩個板塊的隔離，所以要把城和鄉之間的這堵墻拆掉，城鄉格局的新階段先是拆墻——拆除桎梏性的制度和政策?！巴ā绷艘院蟪青l才能“融”,“融”是生產要素能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到最后才是“合”,“合”的結果就是城市和鄉村共同發展，兩個空間各司其職。

陳雪娟、胡懷國基于中國現代化進程視角，考察了百年來我國城鄉關系的歷史演變，指出1921—1949年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與舊中國現實相結合，實現了民族獨立和解放，建立了新中國，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開啟準備了至關重要的制度基礎，這個階段城鄉關系的最大特點是城鄉的分離和對立。1949—1978年由于政策方向上的工業化趕超和向社會主義過渡中出現的急躁冒進傾向，城鄉關系從“城鄉兼顧”轉向“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1978—2012年改革開放破除了原有城鄉關系賴以存在的制度和體制條件，中華民族完成了從“站起來”向“富起來”的歷史性轉變，為“城鄉互動”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政策條件。2012年以來城鄉關系從“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向“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轉變，政策方向從城鄉統籌、城鄉一體化逐步調整為城鄉融合發展，要在城鄉融合發展中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百年城鄉關系演變映射出的是現代化由點到面、從局部先發到城鄉整體聯動的推進脈絡，基于這一邏輯，城鄉關系從分離到融合的演變進程中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存在有其必然性，這些問題也必將隨著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時代而得到解決。

吳豐華、張雨提出中國共產黨城鄉經濟思想包含革命戰爭時期的城鄉互助思想、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思想、農業優先發展思想，農工商協調發展思想，新中國成立后的促進城鄉勞動力流動思想、工農業協調互助發展思想、農業機械化思想、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水平思想，市場化改革中的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思想、“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思想、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思想、開發式扶貧思想，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城鄉發展一體化思想、城鄉融合發展思想、鄉村振興思想、精準扶貧和脫貧攻堅思想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城鄉關系經歷了由城鄉一體化到城鄉融合發展的轉變：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以要素融合為前提條件，實現城鄉資源的合理配置；以產業融合為關鍵之舉，促進農村現代化建設；以空間融合為載體，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正確分析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充分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中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以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為指導，帶領全國人民創造性地開辟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融合發展道路，極大豐富了馬克思、恩格斯城鄉融合思想理論寶庫，深刻闡釋了我國城鄉關系轉型嬗變的邏輯。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道路蘊含著中央對鄉村的再定位和對鄉村價值的重視、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關系、城鄉關系的變化趨勢、城市和鄉村的發展規律、城鄉融合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動力方式路徑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需要政治經濟學界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做好，必須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理解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從理論上說是展開推理分析構建相關命題的基礎，從實踐上看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前提。

劉合光認為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相輔相成，在我國從“鄉土中國”轉向“城鄉中國”的歷史時期，一方面，鄉村振興離不開城鄉融合發展，只有構建起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鄉村振興戰略才具備了實施的前提條件；另一方面，城鄉融合發展離不開鄉村振興，沒有鄉村振興，就沒有完整的城鄉融合發展。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具有包含關系，城鄉融合發展涵蓋了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發展占主要地位，鄉村振興居輔助地位；城鄉融合發展是目的，鄉村振興是手段。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都服務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都堅守共同富裕根本原則，都是解決我國社會發展主要矛盾的重要舉措。鄉村全面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密不可分，相互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離不開鄉村振興，鄉村振興也需要各類資源在城鄉間自由流動，兩者是解決我國社會發展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

熊柴、蔡繼明、劉媛回顧了20世紀80年代“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道路、本世紀初以村莊建設為重點的新農村建設、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根據歷史經驗提出城鄉融合協調發展路徑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同時指出，當前城鄉融合發展中的主要矛盾是人地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現為給定農地存量前提下農業人口過多?，F行土地制度對要素自由流動造成了極大阻礙，不利于城鄉融合發展，為了實現土地資源在城鄉之間、城市之間、鄉村之間、城市內部和鄉村內部的合理配置，必須推進城鄉土地同權化改革，實現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作為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三農問題歷來受到高度重視，學術界就如何有效解決三農問題存在不同觀點，政府也在不同時期采取多項政策措施解決三農問題。解決三農問題必須找到問題的突破口，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無疑是一條重要路徑，改革和完善土地制度是這條路徑上的關鍵點。

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一場系統性的深層次變革，必須打通阻礙國內國際經濟循環中的諸多堵點，其中包括暢通城鄉間的循環。

余林徽提出城鄉發展不均衡問題將通過短板效應影響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從收入端看，城鄉二元結構、城鄉收入差距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地區內需能量；從就業端看，農村居民就業將隨著勞動要素投入減少和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變化而減少，復雜的內外部環境也阻礙了農村勞動力流動；從市場化水平看，農村地區市場化水平相對較低，農村供應的商品難以精準符合市場需求。這些方面的問題充分體現出城鄉發展不均衡，農村內在潛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需要建立和完善城鎮與農村間的雙向流通機制，推動城鄉融合發展，進一步完善城鄉間的循環體系。如何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緩解乃至消除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新發展階段完善國內大循環的重要內容，是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世界各國的城市化歷史在本質上都是重塑城鄉關系的進程，隨著一國城市化水平提高、經濟發展、技術變革，要素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流動也將由單向轉變為雙向，城鄉關系進入融合發展的新階段，此時，城鄉融合發展也將面臨來自科技革命的多方面影響。

王春光認為，一方面科技進步對城鄉融合發展具有積極促進作用，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國家通過對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傳播的投入，構建起立體式城鄉交流網絡，使得科技、城市與傳統生產模式之間的融合日益明顯。另一方面科技進步對城鄉融合發展也存在負面影響和風險，即有可能加大城鄉差距，加強城市對農村的虹吸效應?？傊?，科技進步與城鄉融合發展的關系是復雜的，科技進步要想帶來鄉村和農業的發展，前提是深入破除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構建有利于城鄉融合發展的新機制。

都陽認為無論從經濟發展水平還是城市化水平看，我國都已經具備了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礎。中國勞動力市場達到劉易斯轉折點既是二元經濟走向終結的重要標志，也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開始。農民工工資快速上揚、推動從城市到鄉村的資金流動加劇、促進信息和技術從城市向農村流動，這些都是城鄉融合發展必不可少的因素，新一輪技術變革推動的生產率增長也將成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動力。與此同時，不能忽視新技術變革對城鄉融合發展帶來的挑戰，包括農民工群體就業的波動、城鄉發展差距擴大等。

以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技術變革，既推進了城鄉融合發展的進程，也帶來了一定的不利影響，為了使科技進步真正發揮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作用，必須構建起相應的體制機制保障。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城鄉關系的變化是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變化的真實反映，不同歷史時期存在著在當時具有典型性的城鄉社會問題，共生、共榮、共長新型城鄉關系的逐步確立，在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不斷深化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面臨一些新問題和關鍵性短板。

馮奎認為城鄉融合發展的困難在于各類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流動不充分、不平衡，必須打破城鄉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具體包括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農村土地進入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問題、各類要素由城入鄉問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與基礎設施共享共建問題等。面對這些問題，要在開放的環境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加大改革力度，創新改革思維，在改革目標上樹立系統論思維、在改革內容上樹立重點論思維、在改革階段上樹立進化論思維、在改革模式上樹立特色論思維。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制約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性障礙來自于體制機制方面，完善相關的體制機制是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抓手。

賈秀飛認為十八大以來我國城鄉融合不斷深入發展，新問題也不斷聚集、更新與變化，當前，城鄉融合發展主要存在三大關鍵障礙：一是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問題，其背后是城鄉關系中人的定位問題；二是城鄉空間資源配置不合理、不均衡問題，城鄉空間資源的流動與分布依然是單向度為主，雙向互動尚未形成；三是城鄉生態環境差距問題，主要體現為城市環境壓力不斷轉嫁，鄉村生態環境負荷加重。這些問題在本質上是城鄉空間發展的不對等，因此，新型城鄉融合發展要校準城鄉空間方位，重塑多維空間正義，同時，重視城鄉空間身份體驗，尊重城鄉發展的動態規律，實現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戰略的同頻共振。13馬克思主義空間觀和新馬克思主義空間生產理論，均基于空間視角分析城鄉關系，前者與我國城鄉關系的演進趨勢相暗合，后者與我國當前城鄉融合的新問題相觀照。學習、借鑒、運用、發展這些理論，突破新時代城鄉融合面臨的主要問題和障礙，無疑是一個重要研究方向。

劉合光、潘啟龍提出，新階段城鄉融合發展存在六個方面的差距和短板：一是要素融合存在差距和短板，城鄉要素流動主要表現為從農村向城市的單向性流動，城鎮要素向農村流動不暢；二是產業融合存在差距和短板，鄉村產業發展基礎薄弱，對城鎮產業的吸引力天然較弱；三是空間融合存在差距和短板，混亂的城中村和衰敗乃至空心化的村莊是突出問題；四是生態環境融合存在差距和短板，一些城鎮生態環境建設不足，農村生態環境普遍較好但也存在區域性、局部性短板；五是治理融合存在差距和短板，城鎮治理機制相對完善，鄉村治理資源匱乏、治理結構固化、公共產品供給低效；六是制度融合存在差距和短板，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存在制度性差別，農村居民在分享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收益時缺乏機制設計。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城鄉關系進入到強調高質量融合發展的新階段，徹底打破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必然選擇，因此，正確判斷當前城鎮和鄉村的發展差距，客觀分析城鄉融合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短板，提出彌合差距、補齊短板的對策建議，是非常有價值的。

穆克瑞認為由于影響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尚未根本消除，城鄉融合發展依然面臨諸多問題，主要包括：城鄉要素流動不夠順暢，具體體現為城鎮化的“不完全性”、土地管理制度的“不適應癥”、資金要素流動不暢等；城鄉公共資源配置不夠合理，具體體現為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短板突出、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差距較大、“部門化”方式的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模式易受干擾；城鄉收入差距依然較大，農民增收面臨諸多障礙，增收空間受到壓縮，持續增收面臨較大挑戰。針對城鄉發展不平衡的這些具體問題和困難，應有針對性地逐一加以分析和解決，為城鄉融合發展這篇大文章增加有分量的研究內容和細節。

黨的十九大把構建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制度保障，彰顯了城鄉融合發展在新時代的重大意義。進入新發展階段，城鄉融合發展成為我國城鄉關系演變的重要方向，2019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公開發布，明確了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的“三步走”戰略：到2022年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初步建立，到2035年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更加完善，到21世紀中葉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成熟定型。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的戰略舉措，標志著我國已開啟城鄉融合發展的新階段。如何通過體制機制變革成功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是新發展階段的一個重大課題。

高帆認為我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導源于經濟理論的指引和實踐的演變，并與經濟體制轉型進程之間存在緊密關聯，可基于理論、歷史、實踐、制度四重邏輯來闡釋中國城鄉融合發展問題。從理論邏輯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都將城鄉融合發展視為特定國家城鄉關系演變的基本趨向；從歷史邏輯看，城鄉融合發展是對城鄉統籌發展和城鄉一體化戰略的深化和擴展；從實踐邏輯看，應在不同地區實行多元化的城鄉融合發展方式；從制度邏輯看，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依靠體制機制完善形成城鄉融合發展的力量源泉。16城鄉融合發展是城鄉關系的新發展階段，是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的結果，這四重邏輯對于理解我國城鄉融合發展的豐富內涵、有效推進城鄉融合發展進程有重要參考價值。

許經勇提出城鄉融合發展是城鄉關系演變的高級階段，其目標是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與城鄉融合發展相聯系的經濟體制是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的主體是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相結合。當前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已經具備物質技術條件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必須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要破除妨礙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障礙，必須深化農村土地制度、集體產權制度、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改革，逐步打破阻礙城鄉要素自由流動的藩籬。

崔格格、劉維奇認為城鄉融合過程是城鄉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互動過程，要素自由流動是城鄉融合的內在動力，產業合理布局是城鄉融合的重要途徑，經濟發展水平是城鄉融合的物質基礎，公共服務設施均等化是城鄉融合的有力支撐，空間協同、生態優美是城鄉融合的最終目的。通過實證考察我國城鄉融合的時空格局演變趨勢及城鄉融合的影響因素，發現近十年來我國城鄉融合程度不斷提高且具有較高的空間正相關性，城鄉融合在空間上具有集聚效應，在城鄉融合發展的影響因素中，內生性因素的促進作用更大?；谛聲r代的現實背景，科學探究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機理和動力機制，對于有效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的關鍵是實現城鄉要素流動。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日臻完善和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不斷增強，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已成趨勢，但我國傳統的二元結構特征使得城鄉間要素流動依然存在一定壁壘，因此，對城鄉融合發展的研究必須從我國國情出發，以城鎮和農村兩個分離式要素市場的存在為基本現實前提。

黃燕芬、張超構建了一個中國情境下的“權能—權利—權益”城鄉融合發展機制分析框架，將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措施歸納為還權于土地、賦權于農民、以權利均等化促要素市場化。提出當前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面臨的挑戰來自三個方面：土地權能的身份依附特征明顯，致使城鄉勞動力要素難以自由流動；土地權利價值差異巨大，導致城鄉土地要素難以平等交換；城鄉土地和勞動力要素權益不對等，使得城鄉融合存在制度性障礙。鑒于此，“十四五”期間要從實現城鄉土地權能統一化、推動城鄉勞動力權利均等化、保障城鄉要素權益平等化角度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機制。要從根本上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必須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構建與城鄉融合發展相適應的體制機制，然而在現階段，仍需將城鄉融合發展納入城鄉二元結構的現實情境中，重點完善農村土地要素和勞動力要素的權能、權利和權益。

當前，農村發展不充分是城鄉發展不平衡的主要根源，因此，城鄉經濟循環受阻、城鄉要素流動不暢的突出問題是城市要素如何融入鄉村。

謝東東、趙澤皓、孔祥智指出在我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進程中，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經歷了形成分割、打破分割、開始融合的演進脈絡。暢通城鄉要素雙向流動、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重視鄉村多元價值、滿足城市居民多樣化需求等，凸顯了鄉村向城市開放的迫切性。面對鄉村要素難以集聚、服務質量低下及集體產權開放性不夠的現實挑戰，應深化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搭建人才下鄉機制，引進相關緊缺人才成為新村民，推動鄉村開放水平提高。錢文榮、鄭淋議著眼于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認為當前仍然是以農村居民從鄉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與融入為主，城市居民流向并融入鄉村相對較少，主張應大力推動以鄉村發展為目標的城鄉人口雙向流動與融合。為此，應全面開放村莊，并構建相應的制度體系，包括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動進城農民市民化，讓鄉村出得去；深化農村戶籍制度改革，推動下鄉市民村民化，讓鄉村進得來；深化農業經營制度改革，推動農業經營職業化，讓鄉村留得??；深化鄉村建設制度改革，推動鄉村經營市場化，讓鄉村成為創業大舞臺。鄉村開放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現階段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所在和重要發力點。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以及《2021年新型城鎮化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都提出以縣域為基本單元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明確了城鄉融合發展的主要承載空間及其重要地位。

馮奎主張城鄉融合發展就是要實現城市和鄉村更高質量的發展，從中國發展的現狀來看，城鄉融合應立足于推動縣域發展，為此，要合理糾正以往存在的城市偏向主義觀點及其政策導向，即城鄉融合發展要立足于為農村、農民、農業服務，不能一味地站在有利于城區的立場，將農村的要素大量抽走。將縣域作為城鄉融合的基本單元，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縣域的普適性強；二是縣域有穩定完善的行政主體作為城鄉融合的關鍵性推動力量；三是縣域范圍內的縣城、小城鎮與鄉村要素齊全，是城鄉融合的有效空間單元。“加快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以縣域為基本單元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提法，有明確的問題指向，不能脫離具體問題，而要考慮各種情況，因地制宜加以實施。通常認為，實踐中存在都市圈、縣域、發達鎮三類城鄉融合空間單元，其中，縣域以其自身特有的優勢，成為現階段城鄉融合的基本單元，如何加快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也將成為當前的一項主要研究內容。

科學設計城鄉融合發展評價體系、準確量化城鄉融合發展程度是全面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前提。近年來，隨著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的貫徹落實，學界基于不同視角，在構建評價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通過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層次分析法、拉開檔次法等定量方法，對我國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

時方艷主張選取城鄉融合發展評價指標時應遵循科學性、系統性、層次性、定性指標定量化等原則，同時兼顧重要性與全面性、動態性與穩定性。以此為原則，從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生態環境、空間要素、城鄉文化、城鄉制度6個方面構建了包含6個一級指標、22個二級指標的城鄉融合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例如，經濟發展(A1)下含現代農業發展、城鄉二元經濟結構、GDP水平、城鄉投資狀況、城鄉生活水平差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社會發展(A2)下含城鄉醫療衛生水平差距、居民消費差距、居民生活消費質量、城鄉社會保障等。每個二級指標均用具體的指標來表示，例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用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表示。

孫群力、周鏢、余丹從產業、生態、文化、生活四個方面構建了16項指標體系，運用熵值法和耦合協調度模型測度了我國30個省市區2007—2017年間的城鄉融合水平，并借助相關方法分析了我國城鄉融合水平的差異和收斂性特征。研究發現，我國城鄉融合水平總體呈逐年提高趨勢，但提高的速度開始放緩，同時，區域之間存在差異，差異在全國層面經歷了先擴大后縮小的過程。姚毓春、梁夢宇通過構建反映城鎮與鄉村經濟發展水平、收入水平、居民消費水平、公共服務水平的指標體系，測算了我國31個省級行政單位2002—2018年城鎮和鄉村發展水平指數，進一步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城鄉融合度，并運用灰色關聯度分析法探討影響城鄉融合度的因素。研究發現，雖然樣本期內我國城鄉融合度逐年上升，但存在明顯區域異質性，多數省份處于低等級協調發展階段，城鄉要素流動順暢化、交通及通信設施完備化、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經濟發展多元化是提高城鄉融合度的重要因素。譚鑫、曹潔考察了2003—2018年全國31個省市城鄉經濟融合和城鄉生活融合水平，使用的指標分別是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和城鄉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比，發現我國城鄉經濟融合水平和生活融合水平都表現出明顯的提高趨勢，并呈現出經濟融合優于生活融合、東部優于中西部的特征，表明我國城鄉融合在領域和地區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勞動力、資本、技術要素集聚對城鄉經濟融合均產生了正向集聚效應，但難以對城鄉生活融合產生顯著影響。借助科學合理的指標體系，運用規范適當的評估模型，可對我國不同省份或同一省內不同地區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進行測度，進一步為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提出對策建議。

推進城鄉融合發展不僅需要科學的頂層設計作為指導，也需要扎實的底層實踐予以落實。實際中貫徹了試點引路這一改革辦法，先在有一定基礎的省份開展城鄉融合發展試驗，推廣成功經驗，待條件成熟后上升為全國性的制度和政策。2019年1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等18家單位，聯合發布《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改革方案》,明確了試驗原則、試驗目標、試驗任務、試驗方式、政策保障，同時確定了11個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這11個試驗區有5個在東部地區、2個在中部地區、3個在西部地區、1個在東北地區，試驗區先行先試，為探索和解決當前我國城鄉融合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供了有益借鑒。

王大偉認為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在四個方面進行了探索和突破：一是更加突出促進要素在城鄉間的雙向自由流動，引導城市先進要素流向農村；二是更加突出城鄉產業融合互促，推動城鄉產業協同發展平臺建設和鄉村新產業新業態發展；三是更加突出公共資源在城鄉間的合理配置，建立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發展機制；四是更加突出城鄉共同富裕目標，健全農民持續增收機制。王飛虎、陳滿光、劉麗綺就首批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的試驗重點、融合策略、探索路徑進行了比較，認為城鄉融合存在區域異質性，應分時分區分類采取不同的策略。提出現階段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存在鄉村物質文明城市化特征明顯、鄉村發展難以形成持續動力、鄉村文化逐漸被替代、部分經驗做法難以全面推廣、農民可持續發展能力缺乏有效保障等問題，各地應識別在地發展條件，尊重鄉村文明，圍繞空間、產業、生態、社會等多個方面分類施策。

多年來，浙江省嘉興市在城鄉關系改革方面一直居于全國前列，是首批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之一。岳文澤等探討了浙江嘉興在“兩分兩換”基礎上形成的“人—地—業—權”四同聯動新城鄉融合模式，即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建立城鄉有序流動的人口制度；以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為突破，盤活農村土地要素；以產業融合為基礎，搭建產業協同發展平臺；以權利保障為紐帶，賦能農民權能體系。我國的城鄉融合是在新技術條件和社會背景下發生的，呈現出全新的社會形態和發展趨向，浙江衢州的鄉村未來社區建設堪稱代表。田毅鵬認為浙江衢州的鄉村未來社區與城鄉融合發展之間存在密切關聯，使城鄉融合可以通過未來社區建構這一創新性實踐，形成新的城鄉融合平臺及運作模式。在嚴守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的原則下，通過以宅基地改革為核心的村莊開放模式實現城鄉融合，是四川省郫都的實踐探索。郫都是成都市周邊的近郊區，包括郫都在內的成都西部片區是首批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郫都在新一輪宅基地改革中統籌推進“三權分置”,堅持集體所有權不變，保障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權，放活使用權，同時，積極推動鄉村開放，實施新村民融村計劃。

2021年2月，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發布《關于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實施方案的復函》(發改辦規劃[2021]135號),原則同意11個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實施方案，要求各有關省份盡快印發方案并認真做好各項組織實施工作，標志著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和改革探索進入加速落地階段。下一步，相關省份將印發試驗區實施方案，未來幾年，11個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將率先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充分發揮引領示范作用。

城鄉融合發展有著深刻而現實的時代背景，是新時代城鄉關系的新突破、新定位，是中國共產黨站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期，緩解并消除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問題的目標指引。政治經濟學界要不斷豐富深化關于城鄉融合發展的理論和實踐研究，助力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的實施，助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鄉高質量融合發展道路的完善。